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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0]参见前引[2]，孙笑侠、褚国建文，第 165 －166 页。

故需求互动的概念，仅表明某一实践如"法官后语"或其他"附带"何以存在。不言而喻，一般现实中，自上而下 的权力者，如官员领导，其和普通人，对他者的影响总会存在差异，前者通常更 显重要，更易引发关注，进而更易影响他者。

[54]有学者统计，1986 －1986 年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上诉案 273 件，其中仅 161 件提供充分判决理由。通常看，对"法官后语"及判决书"附带"的一般性讨论，并由其涉及判决 书的功能， 人们易认为， 判决书仅表达法律权利义务分配及再分配的权力意志和 决定，其属正式权力的文本表现或信息传达，如有学者认为的，其"宣告由法院 确定的法律关系??向当事人、 上级法院及社会公众报告司法过程--向裁判同 类案件的其他法官和社会公众公示社会规范"。在此，被司法者的敬畏 心理易强化对"感动、耐心、生动"的感受。上诉中除当事人、公 诉人及上级法院，再审中除当事人、公诉人及再审法官，亦包括相关近亲属。[62]如此看待判决书功能，并非 基本不对，但其大体仅预设了法律人的感受模式。

价值、 讨论魅力，又意在深化本文第二节讨论的第三类"法官后语"样本的寓意， 即富感染、 文学化的问题。六、法官角色 历史变迁、微观需求互动的概念，及判决书功能和社会阅读期待的广泛性， 联系着法官角色的理解。而在各种经验材料的关系中，或许孕育了新的理论分析的可能。

二、"法官后语"如何作为"附带" 目前看，"法官后语"样本十分丰富，但主要侧重三类。判决书及其"附带"存在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或功能、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、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这些理论预设，面对历史，势必变得脆弱无力。第三类则通过富情感、文学化的叙述，给予慰籍，并使法律内容经生动而获得亲近。进一步，普遍看，随法治意识形态的扩张，法院作为权利保护的"最后堡垒"的 观念盛行，特定诉讼环境中，法官丰富自己的角色系谱似乎更能便畅。

以此为要，需深入思考、辨析并认真对待被司法者和社会中广泛的司法关注者的期待，以开启司法过程"社会契约式"正当性的理论反省，而这些，又提示从新的角度挖掘司法政治学的问题理解。与此 类似，当"医生"医治病人，顺势谈论"烹调技艺"、"为人之道"，人们大体 亦会认为这有助于治病，非多此一举。

[75]参见张建成： 《法官后语：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精髓》，载《许昌学院学报》2008 年 第 4 期，第 130 页。此外， 本文强调实用主义的重要， 并在分析中认可效果的概念， 然而， 更倾向在实用主义的背后配置司法政治道德的理念，即司法"正当性"及司法的 人文关怀。[77] 程红根、吴迎峰： 《"温情判决"让一家人冰释前嫌》，载《新华每日电讯》2002 年 10 月 10 日，第 3 版。[49]参阅 John Dawson，The Oracles of the Law. Ann Arbor：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，1968，pp. 433 －435。

从西方国家看，众所周知，英语国家一段历史时期的法院判决中"附带意见"或"法官异议"颇为广泛。[33]参见吴学安：《"法官后语"的是与非》，载《经济参考报》2005 年 8 月 13 日，第 8 版。在此，问题的关键，是由于直接阅读者和潜在阅读 者的广泛性， 及由此而来的阅读期待的广泛性，判决书既包含了法律人主观愿望 中的职业化、专业化的功能，如传达权力意志和权威运作的信息，又包含了法律 人或许未曾觉察的客观随附且社会化的功能。此亦为需求互动中的另一元素。

类似例子，参见张冰歌：《"法官寄语"彰显"司法温情"》，载《政府法制》2009 年第 3 期，第 55 页。因为，裁判书的正式行文，要求准确、直接，以法律叙述行规要求的方式表达国家强制的意志，从阅读吸引力的层面看，其自然不能和委婉倾吐的"后语"相提并论，即对被司法者而言，前者的阅读激励成本明显高于后者。

[51]现代中国香港法院，其判决书又曾出现类似目前中国"法官后语"的措辞叙述及文本附设，澳门法院判决书则像前述英语国家，大量采用学术论证及引证。但此依然属于次要，不能压抑、消灭被司法者需求与司法者需求的不断互动，在基本层面上，这种互动依然是主题。

讨论法官角色的丰富，当然需与微观诉讼需求再构关联。第二，本文不认为在中国任何司法过程中均应呈现"附带"或"法官后语"， 如第三节讨论微观需求互动时暗示的，当面对极需专业、理性辨别的法律问题， 如知识产权，其应收缩自己的边界。第二类用伦理内容补充法律内容，在法律内容无法或难以触及的地方，让伦理内容发挥功能。直言说，后者实为 前者的前提。进一步，这些可发挥"事例"作用，为人称道，也可增添法官自我价值的肯定份量。而当代中国的"判决充分说理"司法写作运动，可更近距离地展现这种机制。

[52]在此，凡写入判决书的，同样常被认为是"判决"。就前述"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"的样本看，案中当事人之一， 起诉要求离婚的乔某，阅读"法官后语"时，颇为感动，热泪盈眶，对法官说， "以前我也和法院打过交道，今天我对法官??有了新的理解"。

[70] 玉梅： 《试论"法官后语"》，载《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2005 年第 6 期， 第 70 页。在此，被司法者的敬畏 心理易强化对"感动、耐心、生动"的感受。

更需提到，当代中国判决书也从简明裁判向增加理由阐述的方向发展。故问题的辨析，从判决书及"附带"本身的通常定义，及判决书功能 和法官角色本身的通常界定之柔性理解出发，进入司法现象的历史变迁，依存之 中的司法微观需求互动的状态，包括更广泛的社会主体间对其产生的社会约定， 尤其是广泛的被司法者及司法关注者的感受、设想、憧憬，及其面对诉讼时对法 官感染、打动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期待，当然，还包括中国基层法官秉持"同情式 理解"的主体自觉和责任担当。

实际上，本文上节说明"法官后语"如何附带时，亦在这些领域有所强调以支持赞同者，且在后文中还会有所细究。第四，在法官角色理论上，这些争论，通常未深入考察（仅偶尔触及）法官角色扮演和其他社会角色扮演之间互动的可能性，特别是其中暗含的互助机制，而是如预设判决书及其"附带"本质上即如何一样，预设了一种"法官角色定型化"的概念--其仅为理性裁判的"人物"。[24] 三、为何"附带" 作为判决书"附带"，"法官后语"当然备受批评。[31]第二，认为"法官后语"具有侧面化解纠纷各方或社会矛盾的效用，弥补判决书"生硬"难以化解的不足。

进一步，概言之，以往判决书内容的历史显然没有遵从一个固定模式，甚至极少明确何为判决书正文或"附带"。因为，一般情况下，上述界定 暗含了法律人的关于判决书的操作程式、设想和预期，而法律人，特别是法律学 者，基于职业要求和行规，亦常对此描述，并将其表达出来。

从此角度再看判决书"附带"，特别是"法官后语"，可发觉，其不过是判 决书某种功能的某种发挥， 其既与微观需求互动关联，也与社会各类阅读者的某 种兴趣或期待关联。故 讨论判决书功能的复杂， 试图说明，其侧重性地取决于社会阅读者及其阅读兴趣 和期待的广泛性、复杂性。

这里提示的深入问题，在于我们通 常讨论的对判决书功能的界定， 是否仅默认了法律人的设想和预期，未觉察更广 泛复杂的社会他者的设想和预期。[40]参见王亚明：《法官后语：说出法官心里话》，载《法治时代》2002 年第 9 期，第 36 页。

而根本或更重要的，需要反思其背后的司法理论预设：判决书存在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或功能，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，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。而这些国家判决 书的"附带意见"，如美国学者亚伯拉罕（Henry J. Abraham）所提醒注意，其 "实际上为单方面陈述，表达某种信念、警示、劝诫、观点，或简称感想，非案 件判决所必需??其提示未来可能的发展"。[35]如果考虑法官期待"案结事了"，减少上诉甚至上访，则可预料对法官存在运用法律判决之外的手段促进结案的激励。这里，讨论从司法政治学的角度触及了上文提到的社会约定的概念，并 能发现此概念的确重要。

当现实中法官人数极有限，其手中 案件堆积如山，已无暇顾及其他，本文赞同包括社会期待便需回撤。其实，它们正像自己实践的，一般存在于基 层司法部分领域。

尝试推进，是期待切开复杂的历史、现实层面，在变迁和各种互动关系的背景中，分析某个对象，如关于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一个现有概念，如何具有自己的边界，进一步，认识此边界可能带来的局限，从而分析新的概念理解如何可能益于实践。从判决书及"附带"固定含义所存在的问题，深入至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、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等理论预设，可认为，由微观需求互动牵引的历史演化，其不仅可直接质疑它们，而且广泛看，亦能要求重新审视它们如何产生，进一步，要求以社会约定的概念替代它们，替代法学家及法律人在这些理论预设上的"单边启蒙、规训"。

一种内容或许既面对 撰写者原欲的作用，又面对不特定的、或客观随附甚或无法控制的其他作用。故讨论的路径依然走向特定的语境，及特 定语境需求。